被长城守护的大汉子民，为什么要跑？
在上一篇《记住，长城很伟大，但你是修长城的人》的文章评论区里，有人对这篇文章的标题不太赞同。
例如，有人说，“不修长城，那就等着被南下的游牧骑兵打草谷，两样你总得选一样。”在这位读者看来，当时的人大概只有两种结局，一个被游牧骑兵打草谷，一个成为长城地基中的枯骨。
还有人说，“长城的伟大之处在于，当时人hgf民为抵御外族入侵凝聚力量建设雄伟的防御工程，你是修长城的，你为什么修长城？当时的胡虏来袭，把你和子孙后代掠去当奴隶的滋味好受么？”
但拨开历史的层层面纱，就会发现，在汉代，长城不仅没有防御住游牧骑兵的袭扰，长城内严苛的生存环境，反而让大量的大汉子民甘冒风险逃亡蛮夷之地。
单单提到化外之境和啸聚山林，就足以让大汉人民感到恐惧，从小接受外面生活水深火热的思想再加上让人望而却步的自然环境，都足以让人不寒而栗。
可即便绵延千里的长城外是茫茫的原野，长江以南的越地是险象环生的山林，也阻挡不了大把的百姓逃亡而出，来到匈奴、南越等野蛮人的地界求生存，为此甚至不惜抛家弃子，落草为寇。
这究竟是怎样的心态？我们不妨从普通人的视野，来看一看这些祖先为何要做此选择。
△ 汉武帝太初年间开始兴修长城，汉长城西起甘肃敦煌西，东至朝鲜平壤南，长达1万多公里。长城塞外是一望无尽的原野，也充斥着未知的恐惧。图为甘肃河西地区的汉长城遗址
◎ 逃亡成风
任何事，我们都需要先看有没有，再谈为什么。对于大汉民众逃亡这件事，虽然古史留下的记录不多，但从已有史料来看，大汉人民的逃亡依旧有着规模大、范围广、成分杂、危害重等特点。
首先是它的规模扩大，与春秋时期多则数百，少则数人举家逃亡相比，大汉时期的逃亡规模已然不是一个量级。
在汉初，据司马迁所著《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逃亡比例就已然多达70-80%，是谓：“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而这些人在汉朝建立后并未立刻回归，足足等待了四五个世代，到文景时期才渐渐归附。
但好景并不长，汉武帝穷兵黩武，搜刮民财，搞的天下海内虚耗从而导致户口减半（即流亡造成户口损失），仅关东地带的流民就达200余万；待到西汉末年，更是天下大乱，公元前15年汉成帝在位时，“流散冗食，馁死于道”的流民已达百万；到东汉复兴，这样的情况也没有杜绝。
例如在《后汉书》陈宠传中，便描述了汉安帝所遇到的尴尬处境：“自帝即位以来，频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盗贼并起，郡县更相饰匿，莫肯纠发。”虽没有说明数字多大，但规模庞大的意思已是跃然纸上。
如果说逃亡的规模庞大还不足以说明逃亡风气的旺盛，那逃亡人员成分的多样、危害的严重和逃亡范围的扩大就足以说明问题。
在汉代，逃亡人员的身份复杂，从自由民到奴隶，从官吏到jun 人，无论是良民还是刑徒恶霸，均有可能成为逃亡大军的一份子。而这些人在逃跑时往往孤身一人，抛弃妻子乃至落草为寇，如此铤而走险不管不顾，足见逃亡诱惑之大，风气之盛。
更为可悲的是，逃亡的范围扩大到了化外之地，在春秋时期，逃亡更多是向其他诸侯而去，但在汉代，国内环境的恶劣已经到广大疆域已无立锥之地的地步了，于是靠近北方边境的人跨过长城逃亡匈奴，靠近南方边境的人则翻越崇山峻岭前往越地所在。
身在关中之类核心地带的，则成为漫无目的的流民或者山林聚义的盗匪，俨然已经不是常见的人口迁徙了。
◎ 重fahg压之下，安能不逃？
说完逃亡风盛的事实，我们就得思考逃亡的原因了。
对于此，汉代名臣鲍宣已有经典总结，他在上书汉哀帝的奏疏中总结了著名的《七亡七死》来概括大汉子民逃跑、活不下去的原因，因过于经典，故全文列出，建议背诵：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列，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雠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
简而言之，民众逃fahg亡原因无非是天灾、重fag税fag役、官fag吏折腾、吏fag治黑暗、治0 an差、土地兼并致贫几项原因，而这其中贯穿始终的原因，无疑是重fag税役和官吏的折腾。
我们先由税来说起，汉代的税负对不同的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相较于商业动辄10%起，多可达83%的税率，农民在理论上所负担的税负要轻的多。除开地产三十分之一的田租，便只有每年120钱的人头税，但理论始终是理论，实际上老农的税负并不轻。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盐铁论·未通》所记文学曰：“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
从以上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农民所承担的田租理论值虽然不高，但收税的标准并不是按照实际所得，而是无论丰收还是歉收，均按照田亩应有的产出标准缴纳。
这就意味着只要遇上歉收，便完全无力承担。在王莽治下，实际税率甚至达到了50%，更是难上加难。而人头税则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按照固定的成人80-120钱，3或7岁至14岁的儿童缴纳20-23钱的标准缴纳（不同时代标准不一），这笔钱单算虽够不上巨款，但一家五口一年缴纳340-503钱，也不能称之为轻税，毕竟这笔钱按照《九章算术》300钱一亩良田的价格来算，也足够买上1亩有余了，而到了歉收时，这笔钱无疑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说税还要等到灾年才能大显其威，那加上徭役和兵役就可称得上是压faga垮百姓的千斤秤砣了。
为了尽可能的利用民力，汉代征发全民服兵役及义务劳动，称之为兵役与徭役，理论上百姓所要负担的兵役与徭役并不沉重，兵役从23岁起至56岁仅有两年，其中一年在郡县，另一年去边境或者长安，而徭役在郡县每年仅需一个月，但实际执行，则远没有这么温情。
《盐铁论·徭役篇》无情的指出无论是兵役还是徭役，均存在延期的状况，而且路途较以往要远的多。并且汉代兵制规定，就算是解甲归田，在56岁前仍要随时应征参战，若遇到汉武帝这种打了50年仗，大小用兵几十次的货色，其结果可想而知。
兵役如此，徭役也好不到哪去，根据《汉书·沟洫志》的记录：“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可知这些更卒（即服徭役者）遇到特殊情况徭役需要延长至半年之久。
徭役、兵役如此消耗家庭的人力，却并不只是少数人的厄运，根据晁错上书的说法，五口之家需要服役者不下二人，其比例不可谓不大，但这远非极限，若遇到人力紧张时，连本不用服徭役的妇女都需要应征。
然而，这种情况在《汉书》中屡见不鲜，如贾谊传中所载：“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又如《史记·平准书》所记：“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可见徭役、兵役辐射范围之广，害民之深。
因为兵役与徭役抽调人力对生产力的破坏极为严重，所以汉代民间想出了出钱让别人代替服役的法子，但这仅能在和平年代使用，遇到人力不充足的紧急状况，鱼虾螃蟹都难逃罗网，找人顶包根本很难做到。
而且请人需要花费钱财，还要负担对方的食宿差旅费用，纵然自己应征，也要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因此才有上文所言，徭役、兵役和赋税的支出可达百姓收入的一半，有些人甚至还要借贷给付，以至于辛苦耕作一年还食不果腹的惨况。
说完赋税兵、徭役的沉重，就不得不说汉代糟糕的“法fagag治生活”，汉代的统fagag治虽较暴秦有所收敛，本质却仍承秦制，以严刑峻法和官吏人治为核心。
十数万官吏的规模，难免大把贪faga官污吏上下其手鱼fag肉百姓，纵然其中有人两袖清风，只要他想混下去，就得做能臣墨吏，那便少不了一顿刘家铁拳砸到百姓头上，故而《汉书》记录：“重以贪fag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百姓的生活被压一头，jun 旅之中的士fahg兵也不能幸免，根据居延汉简279·3的记录，我们可以得知将官亦会役使士faga兵当牛做马，简4·9则记录了将官殴打榜掠士卒的情况，因而jun 士亦有逃亡，甚至有简59·1中记载的情况：不惜faga杀fag死自己的长官也要逃出去。
自由人尚且如此生活境遇，也难怪奴婢会有“闻匈奴中乐”而“欲亡者多”了。
一面重压之下苟延残喘，一面不许流动，自由迁徙，逃亡也就成为了刘汉盛世之下难被人关注，却又抹不掉的污vzh点。
可是这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道理，古往今来又有几个帝王会放在心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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