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四十年就经历了西方人四百年的动荡万变
《兄弟》出版的时候，我在后记里写得很清楚了，中国人四十年就经历了西方人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这四十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写作，而且我以后再也不会写这么大的作品了，用法语的说法叫“大河小说”或者“全景式的”，他们的评论里几乎都有大河小说和全景式的，法语世界的读者对这部小说极其喜爱。我看他们的评论都觉得有点肉麻，法语世界是唯一没有出现批评的书评，一篇比着一篇往好里说。后来法语世界里一个重要的报纸，评选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十五部最重要的作品，《兄弟》入选。英文和德文都还有两三篇批评《兄弟》的，当然这两个语言里有四五十篇是赞扬的，赞扬的还是绝大多数。他们告诉我，批评的都是汉学家写的，他们可能受到国内批评的影响。
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经历比较特殊，我们同时代外国作家的朋友圈不会像我们这么杂乱。我二十岁出头刚开始写作，在浙江参加笔会时，认识了浙江的作家，当时跟我关系最好的两个作家，早就不写作了，都去经商了。我在成长和写作过程中，不断认识一些人，这些人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他们又会带来不同的朋友圈，有些人从政，有些人从商，有几个进了监狱，还在监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里面的狱警寄签名书，我说没问题你把地址给我吧，我干过几次这样的事。后来那几个朋友出来都对我很感激，其中一个说我寄了签名书之后，他们就安排他去负责一本监狱杂志。他说以前经常被人欺负，他被人欺负的故事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自从他做了监狱杂志编辑之后，犯人开始拍他马屁了，因为发表文章可以减刑。所以他很牛，在监狱里过得不错。那些年那些朋友，从商的里面有的成了亿万富翁，从政的里面有的做了高官。我们在二十多岁时因为文学和艺术走到一起，后来分开了，各走各的路，这样的经历让我到了四五十岁时写作的欲望变化了，说白了就是想留下一个文学文本之外还想留下一个社会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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