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铜器铭文对读周初的文字，了解三千年前的政治启蒙
三千年前的政治启蒙
1.
一字多义多用途
《尚书》分成三个部分——《虞夏书》《商书》和《周书》。依照传统读法，《尚书》涵盖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包括了尧、舜、夏、商、周所留下来的政府文书。最早的是《尧典》，然后有以《汤誓》为首的商代文书，最后是以《牧誓》带头的周代文书。
但如果我们认为，按照这种顺序，就能由远而近地认识古代文献，那恐怕就上当了，上了那些伪冒、伪造者的当。感谢顾颉刚的提醒，读《尚书》最好是倒过来读，从《周书》开始，再到《商书》，等到对《尚书》的文风与内容有一定的熟悉了，才来读《虞夏书》。
让我们从《酒诰》开始读起。这是西周初期康叔被封于卫时周公给他的告诫所留下的官方记录。卫这块封地，包括了殷商的旧都城——朝歌，这是商人势力大本营，康叔担负的任务，也就涵盖了统治居住在此地的商人社群。
《酒诰》中的文字与句法，都和金文极为类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内容很可能最早是在正式封建仪式中，铸鼎为盟，刻在青铜器上赐给康 叔的。
金文没有标点符号，而且不像《诗》有声音的规律，可以提供断句的线索，所以金文很难断句，于是当时的人就运用了一些符号，来帮忙标示句法。这些符号，也是文字，但其功能既非表示声音，也非显示意义，而是文法上的辅助。《尚书》和金文一样，有许多这类虚字穿插其中，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这套文字系统并没有和语言联系在一起，而是以视觉符号的形式 存在的。
《酒诰》开头“王若曰”, 《大诰》篇开头“王若曰”, 《康诰》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 《多士》篇第一段的描述结束后，第二段开头“王若曰”, 《君奭》篇开头“周公若曰”……这些例子让我们了解，这里的“若”字就是一个表示敬意的符号，所以通常用在文章中重要人物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用来强调他的尊贵地位，或他说话内容的重要性。这很像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表情记号，一副很严肃、很认真的表情被标记在这里，只是这些记号和文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
还有一项麻烦之处。前面提过，金文使用的文字符号少于甲骨文，所以同一个文字符号经常带有多重的功能。“若”有时当作单纯的标示记号来用，有时却是具备意义的文字，而且，在某一段中代表的是“好像”的意思，在另一段却变成是“柔弱”或“幼小”的意思，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只能从累积的阅读经验中，小心地、尽可能地分辨出来。
《尚书》中比较可信的篇章，其文法接近金文，很有可能是将原来铸在青铜上的字句翻抄下来的，但检验现存金文的经验告诉我们，因为牵涉到复杂的工艺技术过程，加上显然不是每个工匠都能充分理解、掌握金文，所以铸在青铜上的文字，无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最容易察知的例子，是同一套的青铜器上照理铸的是完全一样的铭文，但一比对，中间却出现了差异，那无疑是铸造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所导致。
铸的时候可能就有错，从青铜铭文翻抄下来，又可能出错，别忘了，后来还要加上另一道手续——将古大篆写的内容改写成汉代通用“今文”，这里头也可能出错。
诚实地说，对于《尚书》的文句意义，我们只能大概地模拟、趋近，在把握程度上，是无法和《诗经》相提并论的。
2.
周人的深层焦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一个特别被标记为庄严地位的王，对受封的康叔说：“你去商王纣原来的那块地方，昭告他们这件重要的命令。”“大命”指的就是周公代替成王，将“妹邦”封给康叔并由康叔来管辖的这项决定。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要记得我们了不起的父亲文王，在西方创立了周。“肇”是开始、建造的意思；“厥”是代名词，承前文，指文王；“诰毖”换做今天的字就是“告白”，即清楚地宣告；“庶”字是复数记号，表示不止一个；“庶邦”就是所属的邦国；“庶士”是底下负责管事的臣子；“越”是金文中常见的连接词，其用法其实最接近英文中的“and”，但是比现代语言中的“和”“以及”还要再广泛些，有转折“而”的意思，也有因果关系“于是”的意思；“少正”“御事”都是重要的官职。整句的意思是：还在西方时，文王经常早晚告谕所有的人一项重要的原则：“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援用周人的天命观提醒康叔：我们能够成立、能够发达，不是人力所及，而是上天赐给我们机会与使命，所以只有在“大祀”，也就是祭天时，才能够用酒、饮酒。
接着说：“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这里有了一个比较整齐的对句。意思是，天会赐给我们机会，也可以惩罚我们（“天降威”），如果上天要让我们败德乱行，那么就一定是用酒来害我们。“罔非……惟”是极为强烈的表现方式，指“必定”“只会是这样”“没有别种可能”。然后说：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大邦或小邦，凡是灭亡了的，毫无例外，都一定是被酒所害的。
这里清楚显示了周人的两项重要信念。第一是“天命”，周人相信，以他们在西方边缘的小国，竟然能够一举打败被他们尊称为“大邑商”并比他们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殷商，是因为后面有超越的天的意志在主导。而天不是人可以控制、左右的，人只能小心翼翼地保守“天命”，不能败德乱行。殷商原本费心照顾人民，所以拥有“天命”，但后来商人败德乱行，所以本来在他们身上的“天命”，就被移转给了周。同样道理，如果周人胡搞瞎来，那么“天命”也会换给别人，带来周的毁灭，让周人和商人一样，沦入失国为奴的悲惨遭遇。
商人的遭遇让周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长期处于戒慎紧张的状态中。他们尤其担心的，是该如何察觉“天命”还在我们身上呢？于是产生了他们的第二项信念：周人从殷商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发现商朝毁灭过程中最糟糕、最可怕的现象，是他们沉湎于酒，并因酗酒引发了种种恶行。因而周人相信，喝酒、酗酒，正是“天命”移转，即一个原来拥有“天命”的民族被天抛弃了的主要迹象。
这很像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描述的那种加尔文教派信徒心中的焦虑。加尔文教派主张“预选说”，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就有了完整的计划，选好了谁该上天堂、谁该下地狱。渺小的人不可能有资格借由自己在世间的表现来影响上帝的决定。如果上帝还要拿个点名簿、成绩本在那里考察人的表现，才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这还算全知全能吗？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只是人的傲慢与过度自信。
所以依照加尔文教义，一屋子的人谁是“选民”，早早就决定好了，你做再多好事、上再多课、读再多书，都改变不了这个预选的结果。如果你是加尔文派的信徒，你会怎样想？你会觉得：哇，这样多好，反正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果，那我高兴怎么享乐就怎么享乐啰！
不是这样。活在加尔文派的社群中，如果你纵情声色，尽量享乐，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用一种高度同情、怜悯而绝非羡慕的眼光看待你。唉，你这样的作为，不就百分之百证明了你是被上帝放弃的人，是注定死后下地狱的那个吗？被人家用这种眼光一看，难道你不会心中悚然一惊，吓得不敢去看但丁《神曲》里是怎么描述地狱的吗？
加尔文教徒的焦虑在于如何说服自己：我是上帝“预选”名单上的人。他们小心翼翼，表现出像个“预选选民”的模样。上帝不会选懒人，反过来说，被上帝选上的人不可能懒惰，于是他们非得勤劳不可，稍有懈怠，就开始担心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这么懒散？会被上帝选上的人，照理说并不贪图世间的享受，更不可能耽溺于世俗欲望的满足，于是他们就得过着简朴清苦的生活。稍稍吃得浪费些、住得豪华些、听点美妙的音乐，就不免紧张兮兮地害怕：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预选”名单上，所以才会喜欢世俗的享乐？
韦伯分析：就是在这种深度焦虑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生活态度，勤勤恳恳，努力工作，获致了成就、赚到了钱，可是却又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些成就、这些财富转化为享受。那怎么办？只好勤勤恳恳地拿已有的财富去换取更多的财富，就是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产生了资本累积与“资本主义精神”。
周人的“天命”观念，也给自己带来类似的深度焦虑。战战兢兢地建立起成功的国家，却绝对不能自满、不能松懈，要一直不断地自我检查，看看身上是不是出现了什么迹象，可能代表“天命”的不满，或“天命”正要离开、移转。这是“周人精神”，也是周文化的基础所在。
3.
原则与弹性
接下来：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文王告诫我们这些后辈，以及身负执掌责任的人，不能经常喝酒，不能养成喝酒的习惯。“彝”是“常”的意思，是“经常”，也是“固定不变”。至于那些属邦（“庶国”），就只能在祭祀时喝酒，即使祭祀时喝酒，也必须维持正当行为（“德”），不能喝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惟曰”作为一个标示记号，将这段和前面文王的“诰教”区分开来，接着再对康叔耳提面命。“民”，是“勉”的意思。“我勉励、指导你们这些年轻人，要特别爱惜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重视农业）。你们的心地要善良，要把耳朵竖起来，好好听从祖上前辈的常道，不管大小德行，都以同样态度重视。”“聪”字原意本来就是形容耳朵敏锐，可以将细微声音听得很清楚。
先训勉“小子”保持周人的特性，接着对照形容康叔要去的地方：“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意思是：“妹土”此地的人，是你要去统治的臣民，你要教他们努力种田，生产黍、稷等作物，勤劳地事奉父母长上。若是为了要孝养他们的父母，所以必须辛苦地牵牛拉车到远方去做生意，回来时，父母高兴准备了庆宴，那时候是可以喝点酒的。“服贾”是做生意的意思，“洗腆”或做“先腆”，指的是设下盛宴。
周公先对康叔定好了周人自身饮酒的原则，然后交代他管理“妹土”商遗民喝酒的方式，两者有明显的不同。周人是个典型的农业民族，所以还是希望商遗民以土地生产为重，不过他们显然也明了这个地方人民有着不同的谋生方式，他们会牵牛拉车，远离家乡到别的地方做买卖。这样的人，跑一趟远路回来，父母会要设宴迎接欢聚，一定不让他们喝酒，说不过去吧！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殷商之民和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很早就懂得利用动物的力量，开发出较大的迁移、活动能力。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证据，不过传统上讲到买卖生意有“坐贾行商”的说法，固定开店的叫做“贾”，流动、跑来跑去的叫做“商”，用的就是“商朝”的“商”，两者应该是有关联的。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意思是：各种官长、诸侯贵族，都要听我的指示，你们只有在进献美食、款待老人与长上的特殊场合，才能够放开来吃喝饮酒。“羞”是美食，做动词为“进献美食”之意，“耇”是长寿的老人，“君”是地位较高的长上。
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丕”是分段发语的语词。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平常要是能经常观察、反省，所作所为都切合标准，那么再向神明进献美食时，你们才可以放松管制，多喝点酒。“稽”和“中”都是符合、切中的意思，“德”是正当的行为标准。“馈”是进献、赠送的意思。“自介”就是“自求”, “用逸”指的是脱离常轨。
这是周公让康叔带给“妹土”官员、贵族的训诫。“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意思是：这样你们才算是尽到责任的王臣，得到上天善德，也才能长久不被王朝灭亡。“忘”在此不是“遗忘”，而是“亡”，灭亡的意思。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封”是周公对康叔的叫唤。“棐徂”是过往、从前的意思。周公说：“封啊！我们在西方兴起的时候，从前的诸侯、官长，乃至后辈小子，都能奉行文王的指导，不多喝酒，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将天命从殷人身上转移过来。”这是再三提醒，周人之所以能打败殷商，靠的就是不酗酒、不沉溺，叫康叔一定不能忘了，绝对不能到了“妹土”去，就被商人感染、影响，而失去了原本的清醒纪律。
4.
殷鉴不远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周公再进一步告诫康叔，其实商朝早期的贤君，也不是这样沉迷饮酒的。他说：“封！我还听说，殷商当年聪明有能力的王，他们敬谨对待天命和小民，拥有智慧来按照正确的规范行事，从开国的成汤到帝乙，个个都是努力有所成就的王，旁边有兢兢业业辅佐的相，抱持谨慎的态度，不敢自我放纵、偏离正轨，更不必说敢耽溺喜爱饮酒了！”“迪”字是语词。“天显”就是“天命”。“棐”在此是辅佐、协助的意思，“矧曰”是强调的习惯用语，意思是“那就更不必说”或 “何况”。
原来，殷商也是靠谨慎和自我节制才发达起来的。周公又接着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不只是殷商先王贤相不喝酒，他们所统辖的“外服”——联盟内远近不一的这些诸侯邦国——从最近的“侯”到最远的“邦伯”，以及在殷商本部领有责任的种种官员，再到服从领导的一般部族领导，以及曾经任事、现在退休了的人，都没有敢沉溺于喝酒的。他们不只是不敢，平日致力于分内职责，也没有闲暇可以用来喝酒、醉酒。他们在忙什么？忙着打算彰显王的明德，以及治理人民，使他们遵守规矩。“尹”是“治理”的意思，“祗”是“敬”,“辟”是“法”, “法则”“规矩”的意思。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然后，话题转入了下一个重点：殷人如果这样敬谨从事，怎么会失败呢？因为有一个对比的大转折。周公说：“我又听说，是到了最近这个继承王位的人——指的就是被周人打败的纣王——才爱喝酒，以至于他的命令都无法下达于人民，只顾自己所要的，人民怨声载道，他也不改变。”“后嗣王”指的就是纣王。“酣”是沉迷于酒的模样。“保”是“安”的意思，安于自己的行为。
“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诞惟”是接续的语词。纣王放纵自己，无节制地沉浸在不正当的享乐中，成天宴饮狂欢，以至于失去了作为一个王应有的威仪，人民没有不感到痛苦伤心的。每天沉迷于喝酒，无法自我控制、停息下来，仍旧没有回到正道上。“淫”原意是不断下雨、造成淹水，“泆”则表示水从水道里漫淹出来，都是用来形容失控、无节制的。“衋”是指身体上有伤痛，“衋”和“伤心”连接，凸显了人民既受到实质的损害，又在心中感到痛苦。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而且其心毒狠（指的是纣王），连死亡、灭亡都不怕，全无忌惮，商邑因为他而得罪天，他都不怕殷国会因此而灭亡。没有做任何可以传到上天祖先那里去的好事，祭祀时人民向上天传去的，都是怨恨。他周围的人都喝酒，大喝特喝，连上天都闻得到酒气了。“疾”是有毒会让人生病的意思。“很”同“狠”。“辜”就是“罪”，尤其是指没有得到公平、充分惩罚的罪刑，所以今天的成语中有“死有余辜”的说法，意思是死了都还有没有偿完的罪。“无罹”是不顾忌、不担心的意思。
“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所以上天就给殷人带来了毁灭，不再保惜殷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恶搞。这不是上天残暴，是殷人自己的罪召来的惩罚。“速”是召唤的意思。“天非虐”，同时意指：打败了殷商，并不是因为我们周人很残暴，而是因为殷商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得罪天的局面，所以招来了灭亡。
周公对纣王的描述，有两个重点。一个当然是饮酒作乐，这部分后来演变成了“酒池肉林”的夸张描述。另一个重点是他“不克畏死”，就是他心中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威，不害怕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连自身和王朝的灭亡都不怕。结果呢？就必然招致自身与王朝的灭亡。
纣王这样的形象，是周人的鲜明对照。纣王无忧无虑、为所欲为，有惩于这样的教训，所以周人随时担心、随时检讨，不能有片刻松懈。“忧患意识”由此而生，是周初周人建立起的自保价值，在各种不同文献中不断被反复强调。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再起一段，周公对康叔说：“封！我也不多说多训诫了。你要记得古人的话：‘不要拿水来反射看自己的模样，要透过人民来看自己。’”意思是：用人民来照，可以比用水，更清楚地照出自我真面貌。“监”就是“鉴”，从光滑的表面反射看见自己，古时最普遍、最方便的“鉴”，就是盆中装水来照。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时”为“是”的通假字。意思是：现在殷商失去了他们的天命，我岂可不重视，以此作为我们的鉴照呢？
“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维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劼”是“谨慎”的意思，“毖”是“告知”, “献臣”就是“贤臣”。“矧”字这里应该是用作平行的连接符号，表示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这样排比下来。
周公对康叔说：“你去好好告诉那些殷遗留下来的可用的贤臣，外面诸部落的领导，还有太史、内史、众多宗人，以及负责服侍生活与管理祭祀的人，以及那些掌管司法、农政、器物制造的人，这些人在饮酒上都受到严格限制。”这意味着，担负有协助治理朝歌附近区域责任的人，都不可以在喝酒一事上有所通融。“友”加在“太史”“内史”后面，表示人的复数，这样的官职不是只有一个人。“薄违”, “薄”者“迫”也，说明“圻父”这个官是负责惩罚犯法的。“若保”是“善养”的意思，说明“农父”是负责养育人民的。“定辟”是订定器具制作的法度，这也就是“宏父”所负责的。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如果有人告诉我，你们群聚饮酒，你别心存侥幸，我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把你们通通抓回周地来，把你们杀了。“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然而，若是本来殷商的臣民官员沉溺饮酒，那情有可原，暂时不必杀他们，姑且教导他们，只在祭祀时喝酒。“明享”也是“祭祀”的意思。
这是清楚明白的双重标准。要在“妹土”代表周人进行统治的，绝对不准犯酒禁，而且给予最严厉的威胁：犯了，被我知道了，通通绑回来杀掉。但另一方面，却又苦口婆心地提醒康叔，不要用同样的标准对待殷遗民，他们本来就喝酒喝惯了，得给他们时间，从天天喝酒、常常喝酒，减少、节制到只有祭祀时喝酒，也就可以了。
“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如果教了都还不听，连我周公都不顾念、不放在眼里，不能放弃他们的习惯，那就同样该杀了。“恤”是“顾念”的意思。“蠲”是“除去”的意思。
最后周公总结：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意思是：封，你要好好听我所告诉你的，别让你属下人民耽溺于喝酒。“辩”在此是“使”的意思。
5.
追寻治国的原则
借着和铜器铭文对读，我们有把握这应该就是周初的文字。里面有很多后世不用的奇僻文辞，就算是后世继续普遍使用的字，在《尚书》中往往也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和用法。《诗经》中有不少篇章，我们可以凭借今天的文字直觉，大致猜中它们究竟在说什么、咏什么，但同样的文字直觉，放到《尚书·周书》的内容上，就走不通了。
另外，从内容、文句间透露出的态度，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判断这的确是周初留下的记录。《酒诰》一直不安地解释，为什么殷这个大国会灭亡，也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周人可没有什么犯错的空间，一旦错了，会带来很可怕的结果。
从最可信的青铜铭文来看，周人一直自视为边陲小国，视殷为“大邑商”，尽管不满殷商的压迫欺凌，而且文王还很有可能死在殷人手中，但周人依然不敢轻举妄动去“翦商”。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史书上号称来了八百诸侯，但结果却不是出兵攻打殷商，而是下令解散退兵，因为武王仍然没有把握能够击败商人。
几年之后，而有“牧野之誓”，武王终于下定决心出兵，但他的主要动机应该还是为文王复仇，向殷商宣示：我们不是那么好欺负，可以让你们高兴怎样就怎样的。出兵时，周人也许并没有把推翻殷商共主地位设定为目标。怎么想也想不到，商人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一日夜间，周人就打进了朝歌。如此快速的胜利，反而让周人感到难以置信。
这就是周初他们不断反复疑问“殷商怎么败亡的”背后的强烈动机。因而周初的文献，集中处理几件事。第一就是：到底我们怎么赢的？本来压在我们上面、统治我们的殷商又是怎么输的？第二则是：赢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要用什么方法保有新得到的地位，才不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第三：得到了至上的新地位，那我该如何处理败亡的殷遗民？又该跟他们建立什么样的新关系？
环绕着这三个大问题，而有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大启蒙，而其核心人物，就是周公。显然周公主导、塑造了周人这套新的政治理解与政治价值，不仅提供了三个大问题的明确、合理答案，而且设计、发展了与此答案相配合的行为、制度规范。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传统上“周公制礼作乐”说法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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