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崇尚“以德治天下”，为什么治了几千年，德的水平依然不高？
刀尔登便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德治”的幌子下，隐藏着制度与文化的漏洞。
比如，刀尔登“制造小人”一文，诠释了东林党人为什么要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
再比如，他剖析明朝“捉严嵩”的背后潜藏着“泛德论”的观念：“以为道德冲突乃是社会冲突的主干，我们的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
最后，他讲新文化运动，揭露出礼教的真实目的：“新文化运动时，大家都骂礼教杀人。其实礼教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以及将惨状叙述为妙事耳。”
“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
这便是刀尔登。
羽戈老师曾言，“刀尔登的一大特色，恰是说理。与擅长说理的王小波相比，刀尔登的文字功夫似乎更胜一筹，其表述机警、明快，力求一剑封喉。”
刀尔登很“刁”，有时单读标题，便可见他出手的刁钻。除了论阮大铖的“制造小人”，还有写海瑞“有女莫嫁海主事”、写朱元璋“得天下者得民心”、写乾隆“生命在于运动”等。
刀尔登出剑虽刁，胸中却是一团光明正大之气，他立论的根基并不刁，往往基于常情、常理、常识。以通达为本的刁，便不是尖刻，而是深刻。
刀尔登写书以论史之长，不在考据。他所使用的史料，普普通通，但他却能用独特的视角和通达的理论把历史描写的与众不同。
读刀尔登是不嫌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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