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句话说得美不美，表达得漂亮不漂亮已经不重要了。在最早期的时候，他慢慢掌握了不同人说话的脾性和腔调，还有固定的口头禅。尽管他太年轻，没什么社会经验，出入不过书房寸地。但他练就了一双超灵敏的好耳朵。他把有可能的地方都当成田野考察的测试地。他深深地匍匐，把耳朵贴在大地上，与沥青摩擦，磨出耳油。他从所有细微末节处抓捕信息，转化为素材。为了自己的抓捕行动，他还慢慢学会了用尽一切媒介，大的、小的，旧的、新的。他喜欢称呼自己的行为叫做mapping，正巧他从小就最喜欢拼搭与构建。他反反复复训练自己的洞察力，自己的判断力，但还得小心提防自己残暴的性情。
这种性情苦了他自己。他极端地敏感，极端地傲慢，极端地不逊。他深信利益是最讲究实际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他的理性无法论证这种残暴的、要消灭对方的信念从何而来，为什么一直都在，还要存在多久。他感觉到这种冲突根本就是非理性的，波涛滚滚，一刻也不能停。他甚至转而崇拜这种冲突，研究这种冲突。什么狗屁辩证逻辑，什么社会实在，什么理性支撑的逻辑，他看见的、体验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于是他更加理解“狂欢”的含义，他开始明白了为什么鲁本斯笔下的“肉浪滚滚”何以显出悲色，还有德拉克洛瓦最爱画的无光十色，那贪婪的，对金银铜的热辣辣的描绘，哦，那不是摹写，那是表达。那是现象界的东西，歌颂现象界，则更显本体界的神圣与凄凉，是为悲剧。他终于看见了狂欢中的大悲。
没错，就是这样，于是狂放的浪漫和极端的凄凉一再地击打他自己。他不是被康德击打，也不是被黑格尔击打，他也不在乎哲学革命将他再压死一次，他只是每天都被新的认知凌迟。他的理智常常忽然抽象，抽象了一次又一次，再快被烙印的时候，又掉回现象界。
所以这种性情苦了他自己。他沉默。某句话说得美不美，表达得漂亮不漂亮已经不重要了。他终于认识到，最难的是契合某个时代的人固有的认知，以及发展出来的那一套特定的表达。不但要逐个逐个校验单词，还要逐段逐段排查思维，排查它是否与当时当世的时代相符。他因此进入了写作的下一个境界。
批判的武器无法替代武器的批判。他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入地了解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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