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少人还迷恋曾经的“万国来朝”，太讽刺了
「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用钱买来的万国来朝，用钱安抚周边蛮夷不来打仗（还有靠嫁公主）
朝贡体系在文化上具有传播功能（面子上），在政治上具有协调功能（没改变被攻打的事实），在经济上则很多时候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最后赔的不止是钱）。
朝贡体系与中国的面子外交
一
日本人愉快地接受了黑船来航，而中国被打开国门后的感觉是极度痛苦的。这种痛苦主要不是因为经济利益受损，而是面子受损。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理来说，一国与外国签订了重要条约，自然应当下发各级官员特别是外交部门了解并且执行。但是大清帝国却没有这样做。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并未上交朝廷供呈御览，也并未向下颁发。很多外交官员也不了解条约的具体内容，“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这个条约太丢面子了。堂堂天朝上国在人家的炮口下被逼签了和约，而且和约的内容更是不同寻常。清方在条约中不得不称“英夷”为“大英国”，称夷人头领为“大英国君主”，与中国皇帝并列书写。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江苏布政使李星沅获悉《南京条约》的内容后，气愤不已，说条约中“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所以朝廷决定，条约内容能不发就不发，尽量缩小知情人的范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人和英国人之间，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这个事也很重要，但是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什么叫“反入城斗争”呢？
原来在鸦片战争以前，洋人是不能进入中国的城市的，具体地说，是不能进到城墙以内，理由是夷人低人一等，不配住进中国城市。因此英国人以前是住在广州港口边上的。
英国人对此感觉很不舒服，因此在南京条约中，专门约定了一条，以后可以进城居住。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都陆续允许英国人入城了。只有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城。他们认为割地赔款都是小事，洋人进城这一条绝对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和禽兽不能生活在一起。广州府学明伦堂曾贴出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称：
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关揖盗，启户迎狼。
翻译过来就是中华与蛮夷不可混居，人类和禽兽不能共处。如果让外国人进城居住，那就是打开大门，让豺狼进来。（PS：原来我们也一样“某种人与狗不得入内”过）
所以为了进城不进城这事，中国和英国又争执了十几年，这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条导火索。
第二次鸦片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侵略利益，一路从广东打到天津，把清王朝打服了，于是中外双方在天津签了一个《天津条约》。
签了字之后，道光皇帝的儿子，当时的皇帝咸丰又后悔了。因为《天津条约》里有一条规定，几个西方国家可以派大使驻在北京。
这在当时西方世界是常态，今天也是世界外交惯例，但是咸丰却感觉如坐针毡，别的条款他都能接受，割多少地赔多少款都行，就是让外国人住在北京，想来想去，怎么着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外国人不给他下跪。早在乾隆爷的时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朝，为了跪与不跪，闹了很久，最后也没有正经下跪。以乾隆大帝之威，尚且不能让英人规规矩矩地三跪九叩，他当然更没法强迫洋人献出尊贵的膝盖。
那么不下跪会怎么样呢？咸丰认为，这会让他在全世界丢脸。而这一丢脸，还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标志着中国从此就不再是天下诸国公认的天朝上国了，以后可能连朝鲜、琉球等国，也不尊敬中国了。（“朝鲜、琉球等国，久奉正朔，每遇朝贡，皆极恭顺。若见该夷之桀骜倨侮，必皆有轻视天朝之意。”）也就是说，2000年的朝贡体系也将崩溃于一旦。
二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实行朝贡体系，中央王朝高高在上，周边民族和小国前来进贡。这个体系“本质上是儒家的天下理论与东亚的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它是一个文化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中国向周边国家不停地输出文化。它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和外交体系，中国通过这个体系，来维持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和平。
自汉代以来，能否让“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或者说，朝贡国多少，就成为衡量一个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指标。
明代是中国朝贡体系建立得最为完备的朝代之一。《明会典》所列朝贡国的总数为111个，即使将位于今新疆等境内的西域小国剔除，其数量也超过100个。
当然，除了文化、政治与外交，朝贡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为什么来朝贡呢？除了倾慕中华文化，慑于大国兵威之外，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的威名，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汉武帝为了面子，曾花了不少钱收买“夷狄”来朝贡。“在经济上给夷狄以丰厚‘赂遗’，这是吸引夷狄的根本。夷狄重汉财物，才会有归汉之心。……综观西汉一朝，‘赂遗之设’可谓遍及四海，从对域外来使的赠赐，到对归汉酋长的封赏，西汉无时无处不在展示着经济文化的巨大魅力。”
用吕思勉的话来说，“赂遗”就是“犒赏和给养降胡费，使节所携和来朝蛮夷所受的遗赂”。据《汉书·西域传》，班固因此对汉武帝为了外交上的风光大量花钱表示强烈不满：
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民力屈，财力竭。
明代也是这样。中国对朝贡国一直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朝贡国进献的贡物，明代都会按价付钱，而且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很多。以龙涎香为例，据相关史料记载，此物“货于苏门答剌之市……一斤该……中国铜钱九千个”，一斤合9贯钱。而据《明会典》的记载，朝廷给大部分朝贡国的价钱是每斤48贯，高出市价整整5倍有余。再比如日本人所进贡的腰刀，每把市价最多3贯，但是明朝给日本的定价是每把10贯。
除了高价给钱，大明王朝对于朝贡国还例有“回赐”，回赐之物通常都是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使臣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也非常细致周到。来到中国朝贡的船只，通常要由中国提供护航，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各国贡使吃喝花用都不用出一文钱，全部由天朝上国承包。
“厚往薄来”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的暴利驱使周边国家和民族争先恐后前来进贡。因此明初经常有海外商人三五成群凑到一起，花钱找个懂中文的人写一道表文，就冒充贡使跑来上贡，送来大批香料，骗走无数钱财。比如洪武七年（1374年），暹罗商人沙里拨冒称是本国国王令其同奈思里侪刺悉识一起来进贡，因为装得不像，被朝廷识破（《明史·暹罗传》）。
因此，传教士利玛窦认为，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这话当然说得太过分了，不过历史上很多时期，朝贡确实对中原王朝形成难以承担的经济重负。比如明代与周边的多次冲突和战争，通常都不是因为人家不来进贡，而是人家进贡太热情，明朝招待不起，只好撕破脸。
比如日本人在中国打的“争贡之役”。嘉靖二年（1523年）6月，日本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进贡利润，派出了两拨朝贡使团同时来到中国。他们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但相互杀戮，还在回国途中沿路大肆烧杀抢掳，由“贡使”变为赤裸裸的“倭寇”，明朝只好派兵镇压，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皆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
再比如土木堡之变，也是蒙古人为了进贡而打的。明初与部分蒙古势力达成封贡协议后，蒙古人频繁跑来进贡，进贡马匹的数量越来越超出规定。明朝方面掏不起“马价”，要求他们少来几回，少贡点马，但是蒙古人说什么也不听。太监王振很生气，于是压低“马价”，结果激怒了蒙古人，对明朝大举入侵，导致“土木堡之变”。这在事变后蒙古人与明朝谈判的过程中说得很清楚：“自太师父祖以来，至于今日，朝贡朝廷三十余年。你使臣进马，往往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专权，减少马价，以故勒兵拘留太上皇帝圣驾，抢掠人民，杀害军马。……”（李实《北使录》）
事实上，明代蒙古人为了强行进贡，除了土木堡之变外还有过一场“庚戌之变”。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多次给朝廷写求贡书，请求进贡，原因说得很坦白：
臣等生长北番，……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入边作歹。
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草原地区，天然缺乏衣料等生活用品。朝廷不许我们进贡来换取生活物资，各关口又不许贸易，导致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入关来抢。
俺答汗承诺说：“如果许贡，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如果你让我们进贡，以后就不打你们。
然而嘉靖皇帝说什么也不同意蒙古进贡，结果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军攻到北京附近，大肆焚掠骚扰，“残掠人畜二百万”，宣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你要让我来进贡，我就退兵，要不然，一年来打你一次！一直到明朝保证允许他们前来进贡后才退兵。
三
因此，朝贡体系在文化上具有传播功能，在政治上具有协调功能，在经济上则很多时候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但是，就是这种赔本买卖，清朝也想继续做下去，因为这事涉及中国的外交传统，更涉及王朝的面子。所以咸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外国人在北京派驻大使。
但是，怎么才能让已经签订的条约不生效呢？条约墨迹未干，如果直接撕毁，结果自然是爆发另一场战争，中国取胜的概率极小。咸丰皇帝左思右想，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想出了一条“万全”的“妙计”。
什么妙计呢？那就是用钱收买洋人，让他们同意不进京。花多少钱呢？大清帝国的全部关税。
你们洋人不是贪财吗？那就好办，因为我堂堂中国，偏偏好义不好利。干脆，我大清帝国和你们做生意时所有的关税都不要了，以此换你们别到北京来见我，这总算可以吧？
不要以为我在开玩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咸丰皇帝下谕说：“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你们明确告诉他们，如果不派公使，我就把关税全部免除，让他们获利无穷，以后发大财。
如果咸丰的这个决策真的得到实施，那么中国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零关税国家。这个对外开放的力度可真是够大的，只可惜动机有点可笑。咸丰做出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下了血本。因为当时清朝的经济形势是非常紧张的。镇压太平天国已经花光了大清国库，而海关年收入此时已达到数百万两，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如果没有这笔关税，国家经济很快就会崩溃。
后来的学者说，“可以想象的是，咸丰帝此一政策果获‘成功’，在西方诸强的疯狂扩张中，近代中国恐怕将无商业利益可言，清政府也早就垮台了”。孟森也说：“进口货且不能收税，洋人重利，其于驻使一层必可暂缓，留作后图。而举货之灌输，海关之不必设，中国又成何世界？此皆一回首而令人挢舌者。”
好在负责谈判的大臣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不顾惹皇上生气，纷纷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在大臣们反复说明之下，智商不高的咸丰皇帝似乎也最终明白了取消关税的严重后果，最终只能打消了这一想法。
不能用零关税收买，那么怎么办？咸丰皇帝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不惜一战，阻止洋人进京。因此他毅然又一次挑起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咸丰北逃承德，并且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因为怕见洋人，迟迟不愿返回，最终死在了那里。
因此，面子外交导致晚清中国做了很多错误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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