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为何热衷“神童”
“神童”这个词出最早现在晋代的《华阳国志》中，在这本书中，作者对汉代文学家扬雄进行了极尽吹捧，其中就提到“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玄》文。”这里的“乌”就是指扬雄的儿子杨信，字子乌，杨雄模仿《易经》写了本书叫《大玄》，扬信7岁就能对他爹的这本著作提出很多建议与帮助，因此被成为“神童”，这也是最早冠以“神童”称号的人。
此外，无论是我国的正史还是民间传说，都记载了一大批年少有为的神童。
例如相声《八扇屏》里有这么一段贯口叫“小孩子”：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浮球之智；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一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七岁学文，九岁习武，一十三岁官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一州之兵权，施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雕翎、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有了这些少年天才在前面做榜样，其他家长们也就都想把自己孩子培养成神童，而且这些秉持着“让自己的娃早点成龙成凤”愿望的家长们，一定是这么想：我这一生庸庸碌碌，再搏一搏名利，已经不可能了。我必须让我的孩子高人一等，做人上人！
所以，就出现了宋代很多老百姓都跟风把孩子装篮子里挂树上，硬逼着他们读书。
不得不说，古往今来都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做）书（官）高，尤其是在科举制度逐渐成熟之后，除了读（做）书（官）以外任何其他的娱乐活动都是受尽鄙视，上不得台面。
鲁迅先生在《风筝》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因为只有把四书五经这个大题库背得滚瓜烂熟，才能在科举中脱颖而出，走上光耀门楣的仕途。所以，历史上所有记载的无一不是看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倒背如流的“做题”神童。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下一个杨修、刘宴、徐渭？因此，与中国众多“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一样，这种神童情结也像处女情结那样被传承下来。
传承到现在，可以说今天的学校教育基本是一碗水端平，但孩子的成绩不一样，这会让家长产生攀比心理，怎么让自家孩子比别人强，那就给孩子在外面开小灶；如果孩子“做题能力强”半小时就写完玩去了，就觉得他玩物丧志，找个补习班把做题能力再提高一下吧；要是孩子写作业写一晚上，就觉得这孩子“做题能力”不行啊，得赶紧找个补课班提高一下。
社会上激烈的竞争促使家长相信赢在起跑线这句话是真实存在的，生活、职场导致压力，都催生了家长们自身的焦虑感：“我这辈子这么辛苦还活得这么累，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学习，未来能活的轻松点。”
绝大部分家长将"知识改变命运，兴趣成就圈层"奉为至理。于是给了社会上那些五花八门的教育机构以培养"神童"的宣传钻了空子。
在家长集体焦虑推动下，某些培训机构先利用同理心，将"人生决胜期"、"出名要趁早"等形形色色的鸡汤向家长一顿猛灌，争取让家长跟自己的童年联系起来。一旦有一位家长感念自身童年不易，不能苦了自家孩子，准备掏钱买课时，培训机构就会迅速利用家长的攀比心理，对各类兴趣培训课程进行包装升级以大搞军备竞赛，以此赚得盆满钵满。
◎ 某些综艺节目也热衷于制造各种超人和神童
如果家长还是没上套，觉得还是要谨慎为重，那商家接下来推出的就是智商测试，进一步证明来学兴趣班的必要性。
怎么评价一个孩子优秀与否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个东西是灵活的，你家孩子会说外语，我家孩子会解方程，隔壁老王三岁就能唱十八摸。
就在各位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套特别权威的测评体系，这可以说是相比之下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了。如果孩子智商真高，200多，商家就有话说了，这孩子这么有天赋，不学点什么真实可惜了，马术还是棋类运动，您挑一个。如果孩子智商不够，才50，商家也有话说，神童的判定有据可循，那咱们天赋不够，兴趣班凑。既然智商是天生的，想要改变命运就只能靠后天奋勉，本着再穷不能穷孩子、助力孩子未来赛道更加宽广的原则，在每位"神童"的背后，都站着几位俩眼睛冒绿光坚持给孩子做后盾的家长。
◎ 当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不是什么所谓“神童”后，还是不死心，那么只剩下一条路：送孩子进这种学校
在家长的要求下，“神童”们似乎不需要自己的思考，除了朝象牙塔拼命冲刺，他们也无须考虑生活和社会，他们的任务就是 “学习”，学习的终点是父母为他们设想出来的幸福，胡思乱想是多余的。
“神童”的想象力要么被取代了，要么就是长大之后，把当年父母用在自己身上的想象力又用在孩子身上。一代一代周而复始，然而家长们没有想到的是，剥夺了下一代自己的想象力，也就剥夺了下一代的发展权利，这怎么能指望下一代的幸福超越上一代？还有些家长常常把自己当作反面教材教育孩子，说自己没有考上大学没有读硕士博士，生活太平庸而且不幸福，没有意义，因此一定要子女过上有意义的生活。
可他们有没有想过：一个认为自己的生活没意义，感觉不到生活意义的人，怎么能够培养出发现生活意义的人？
◎ 除了“神童”热还有神奇少年的故事 图为名噪一时，可以“听声识字”的唐雨
这些神童被家长寄予了很多希望，只是这些希望里没有一点是涉及到责任、道德的要求，在家长的意识里，未来只要有“本事”有权力有钱，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把人孤立化，使之和现代社会背道而驰，对未来的理解还停留在古代，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只是不伦不类，跟穿着西装留着金钱鼠尾一样滑稽。这些年总在说，我们考公务员的，考编制的人太多，这对社会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这事真怨不得别人，从小的教育都在教这些东西，读书的目的是成为人上人，这种思想就别想培养出有平等思想的现代公民，自然是对社会无益。
◎ 成为“人上人”的底层逻辑就是把别人不当人
即便我们不提公民意识，也不说想象力，单从常识来说，所谓“精英”毕竟是极少数，难以模仿甚至不可重复。
偏偏很多家长就是喜欢跟风，考上清华北大的是榜样，当“状元”是楷模，去了哈佛牛津就值得出书来一套经验介绍，于是群起而效仿。然而，复制样品的成功率有多高呢？当大批量的“神童”出现时，“神童”的质量恐怕就不大可靠了。
其实，只要去看一看历史，《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不少古代的神童，他们都干了啥？
徐孺子11岁的时候上朋友家玩，朋友说要把院子里的树砍了，因为院子是一个方框，里边一个木就是个“困”字，小徐说这不成，砍了树里边就是方框里边一个人，念“囚”更难听；陈元方7岁的时候在家玩，他爹跟朋友约好时间出门，结果朋友迟到他爹先走了，那朋友就很生气，陈元方就用儒家准则批评他是无信无理之人，让那位朋友惭愧道歉。
这俩孩子这么小说的话就这么条理清晰，逻辑通顺，看起来确实不一般。不过这些神童长大之后，可没看出来神在哪里，徐孺子隐居了一辈子，一生都是游手好闲，既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也没有上得了台面的著作，还美其名曰淡泊明志。陈元方也一样，他晚年赶上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既没有提笔安天下，也没有上马定乾坤，而是在董卓袁绍手下充当幕僚。
如此成绩，着实对不起神童的称号。所谓神童并不“神”，只是他们身上有着不符合该年龄段的孩子所应有的学识或素质，如果有一天神童长大了，也就到了卸下光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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