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托尔斯泰的矛盾和困扰
有一种恐惧终生困扰着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人必有一死，除了危险和重病时刻，大多数人都识趣地不去想它。但死亡对他却是挥之不去的隐忧，难怪他在名为《忏悔录》的作品中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说：
五年前一种很怪的状况开始降临在我身上。起先我经历了困惑和生命凝滞的时刻，好像不知怎么活下去或者怎么办才好，我感到失落和沮丧。但这种情况过去了，我继续像先前一般过日子。后来这种困惑时刻愈来愈频繁，总是遵循同样的形式，永远是以下列问题来呈现：一切为了什么？有什么结果？我觉得自己立足的根基坍塌了，脚下什么都没有。我赖以生存的东西不复存在，我可以依靠的东西都没有了。我的人生已经停顿。我可以呼吸、吃喝和睡觉，因为做这些事身不由己。但是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什么我觉得该合理实践的愿望了。
这一切都是在我拥有一般公认的好运时降临在我身上的。我还没满五十岁；我有个好妻子，她爱我，我也爱她；还有好儿女和一大片庄园，我没花多少力气就将庄园改善并扩大了……我受到人们的赞美，无须自欺也可以自称是知名人士……我具有同样阶层的男人少见的身心力量：体力上我割草比得上农夫们，脑力上我可以一口气工作八到十个钟头，不会因为如此透支体力而生病。我的精神状态却在告诉我：我的人生是一个不知谁对我开的愚蠢而又恶毒的玩笑。
托尔斯泰小时候就不再信仰上帝，但失去信仰使他郁郁寡欢、很不满意，因为他没有理论可解开人生的谜团。他自问：“我为什么要活着，该如何活着呢？”他找不到答案。现在他再一次信仰上帝，但对一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来说实在很奇怪，这竟是借助推理过程相信的。他提笔写道：“我存在一定有某个理由，万千理由中的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就是人类所称的上帝。”这是上帝存在最古老的证明之一。他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也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但后来他想到自我是永恒的一部分，觉得难以想象它竟会随身体死亡而终止。他一度坚信俄国东正教教会，但他看到教会博学之士所过的生活跟他们的主义并不相符，便感到极其厌恶，自觉无法完全相信他们要他信的东西。
他准备只接受含义清晰精确的真理。他开始接近贫穷、单纯、不识字阶层的信徒，越审视他们的人生，越相信他们尽管迷信到蒙昧的程度，却有一种真实的信仰。那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光是这种信仰就能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意义，让他们可以生活下去。
过了好几年，他的观点才终于确立，那些年他是在痛苦、沉思和研究中度过的。要简明扼要又恰当地写出这些观点很困难，我做此尝试时迟疑不决。他摒弃圣礼，因为圣礼不是照基督的教诲成立的，只会使真理模糊；他摒弃基督教教条所赖以阐明的一套教义，认为它显然荒谬，是对人类智慧的侮辱；他渐渐相信真理只能从耶稣的话中寻找。他相信他的教示精华在于“不要抵制恶”的箴言；他断定“根本不要发誓”的戒律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诅咒，也指任何誓言，包括证人席上发的誓或宣誓就职的军人所说的话；而“爱邻人，祝福诅咒你的人”的命令则禁止人们跟自己国家的敌人打仗，受攻击也不准自卫。可是在他看来，采纳一种主张就要付诸行动：如果他的结论是基督教本质为爱、谦逊、克己忘我、以德报怨，那他觉得自己就有责任摒弃人生的乐趣，努力劳动，谦卑待人，要吃苦要慈悲。
索菲娅·托尔斯泰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坚持孩子们该受宗教教育，她各方面都乖乖在天道派给她的生活处境中善尽职责。她不是宗教灵性很强的女人；说真的，她生了这么多小孩，亲自抚育，要负责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要管理一大家子人，实在没什么时间参加宗教活动。她不了解也不赞同丈夫观点的改变，但她宽容地接受了。不过，当他心灵的变化导致行为的转变时，她十分恼火，并毫不犹豫地表现了出来。
托尔斯泰自觉有义务尽可能少消耗别人的劳力，就自己生炉子、打水、料理衣物。他想要自食其力赚取粮食，就找了一位鞋匠来教他做靴子。他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跟农夫们一起工作，犁田、运干草、砍木柴。伯爵夫人不赞成他这样，她觉得丈夫从早到晚都在做无用的体力工作，即使在农民中这种工作也是由年轻人做的。她写字条给他说：“当然你会说，这样过日子符合你的信念，你很喜欢。那是另一回事，我只能说：好好寻开心吧！但我还是气这么宝贵的精力为劈柴、点燃开水壶和做靴子而耗费掉了——那些事当作休息或换个口味打发时间还说得过去，但不该当作特定的工作。”她这些话非常有道理。
托尔斯泰以为体力劳动无论如何都比脑力劳动高贵，未免太糊涂。即或他认为写小说给闲人看是不对的，还是很难相信他找不到比制靴更聪明的工作——他做靴子做得很差，送给人家，人家根本不能穿。他喜欢农夫打扮，变得脏兮兮很不整洁。据说有一天他担完粪肥回家吃饭，浑身臭得要命，窗户非打开不可。他放弃原先热爱的打猎，不准杀动物来吃，变成了素食者。多年来他一直适度饮酒，如今他完全戒酒，最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连烟也戒掉了。
此时孩子们渐渐长大，为了他们的教育，也为了长女塔尼娅将要在社交圈亮相，伯爵夫人坚持一家人冬天前往莫斯科。托尔斯泰不喜欢都市生活，但不得不顺从妻子的决定。他在莫斯科看到富人极富、穷人极穷的贫富差距，非常震惊。他写道：“我当时和现在都感觉到，以后也会如此感觉：只要我有多余的食物，别人没得吃，我有两件大衣，别人一件都没有，我就感觉自己在不停地犯罪。”人家告诉他世上永远有贫有富，以后也将如此，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他探访了一家贫民的过夜小屋，眼见其恐怖情景后，回家坐下来享用五道菜的大餐，由两名穿礼服戴白领结和白手套的男仆伺候，这令他觉得羞愧无比。他试图送钱给来求他的潦倒人士，却得到一个结论：他们用甜言蜜语从他这儿骗去的钱所带来的害处比益处多。他说：“钱是罪恶，所以给别人钱的人等于行恶。”由此很容易认定财产是不道德的，拥有财产也是不对的。
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人，下一步走向很明显：他决定摆脱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但因此他跟妻子发生了剧烈冲突，妻子可不想沦为乞丐，也不希望孩子们一文不名。她威胁要告到法庭，说他无能力管理自身事务。天知道经过了多少剧烈的争执之后，他说要把全部产业移交给妻子。她拒绝了，但最后他还是把财产分给了她和孩子们。争执未解决的几年间，他不止一次离家要跟农民住在一起，可是没走多远就因为意识到他会害妻子痛苦而返家了。他继续住在亚斯纳亚·波良纳，虽然为身边不算过分的奢侈享受所苦，但还是继续享受这种奢侈生活。摩擦也持续产生：他不赞成伯爵夫人给孩子们那种传统教育，不能宽恕她不许他照自己的意思处置财产。
托尔斯泰在转变之后又活了三十年，我这里没有篇幅来详述这段时期的情形——我不得不省略许多本身不算乏味的内容。他变成公众人物，不但被公认为俄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在全世界都以小说家、教师和道德家而知名。有人希望照他的观点生活，还建立起一片片领地。他们试图实践他的不抵抗主义，但遭遇到悲惨下场，而他们落难的故事颇有启发性，也很滑稽。由于托尔斯泰性格多疑，苛刻好辩，而且那样偏执，坚信别人若与他意见不同，一定是基于可鄙的动机，而且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因此他的朋友很少。但他声誉日隆，大批的学生、造访俄国圣地的游客、仰慕者和门徒涌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当中有富人有穷人，有贵族也有平民百姓。
我说过，索菲娅·托尔斯泰是个嫉妒成性、占有欲很强的女人，她老是想独占丈夫，愤恨自己的家被陌生人无端侵入。她的耐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她写道：“他一方面向人们描写和叙述他的一切美好情操，对自己的事多愁善感起来，一方面照往日的习性过日子，喜爱甜食、脚踏车、骑马和肉欲。”还有一次她在日记中说：“我忍不住诉苦，因为他为民众幸福而做的这一切事情使生活变得非常复杂，我已越来越难以活下去。他吃素，这表示要做两种正餐，费用增加，大家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他宣扬爱心和善行，却对家人漠不关心，各种乌合之众随时会闯进我们的家。”
最早分享托尔斯泰观点的人物中有一位名叫契尔特科夫的年轻人。他很有钱，曾在护卫军当队长，可是他后来信仰不抵抗主义，就辞去了军职。他是个正直的人，是理想家兼宗教狂热者，脾气却很霸道，有独特的能力强逼别人照他的意旨行事。艾尔默·莫德曾说，跟他有关的人都变成了他的工具，不是跟他吵架就是被迫逃开。他和托尔斯泰之间产生了牢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托尔斯泰去世为止，而且他对托尔斯泰影响力极大，令伯爵夫人索菲娅相当不满。
托尔斯泰的大多数朋友都觉得他的观点太极端，契尔特科夫却不断怂恿他更进一步，更坚决地加以实践。托尔斯泰一心注重灵性发展，把产业都忽略了，结果这些土地虽然价值三十万美元左右，一年的收益却不超过两千五百美元，显然不够家人开销以及教育一群孩子。伯爵夫人劝丈夫把1881年以前写的作品的出版权交给她，还借钱创办出版社来印他的书。由于经营成功，她总算能应付家用开支了。但保留文学作品的权益显然不符合托尔斯泰关于财产是罪恶的信念，契尔特科夫取得掌控权之后，就劝诱他宣告1881年以后写的作品全部属于公共财产，任何人都有权出版。这已经让伯爵夫人十分恼火了，但还不止如此，托尔斯泰还叫她交出早期作品的出版权，当然包括那些非常受欢迎的小说，她断然拒绝——她的生计和家人的生计全靠那些作品了。接着剧烈又漫长的争端开始了。索菲娅和契尔特科夫让托尔斯泰得不到片刻安宁，互相冲突的诉求简直叫他矛盾不堪，他觉得两方的主张都有道理，不容驳斥。
1896年，托尔斯泰六十八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孩子大多已长大，次女快要结婚了；妻子年届五十二岁，可耻地爱上了一个比她年轻很多的男子，一个名叫坦纳耶夫的作曲家。托尔斯泰对此大为震惊，羞愧愤怒交加。下面是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
你与坦纳耶夫过从甚密，我觉得恶心，无法冷静容忍。我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与你共同生活，只会缩短并毒害我的性命。一年来我根本不算活着，你对此很清楚。我曾盛怒之下跟你说过，也以祈求口吻跟你请求过。最近我试图保持缄默。我什么都试过了，结果一切都徒劳无功。你们依旧很亲密，我看得出来事情可能会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你显然无法放弃，只剩一个办法——分手。我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但我必须考虑最好的办法。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到国外去。我们该想出最好的对策。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但他们并未分手。他们继续互相折磨，害彼此日子不好过。伯爵夫人以半老徐娘热恋的激情追求作曲家，起先对方可能觉得受宠若惊，不久就感到厌倦，自觉无以为报，而且嫌这件事害他出丑。最后她发觉他正在回避她，甚至还当众侮辱她，深感痛心。此后不久，她断定坦纳耶夫“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粗俗不堪”，这段有损尊严的风流韵事就此落幕。
此时他们夫妻不和已经尽人皆知，跟他亲近的门徒们都偏袒他。由于索菲娅阻止丈夫照他们的办法行事，他们就仇视她，索菲娅对此愤愤不平。他思想上的转变并未带来多大的幸福，反而害他失去朋友、家庭失和，造成他和妻子之间的争吵不断。追随者指责他继续过安适的生活，说真的他也以此自责。他在日记中说：“如今年届七十岁的我，早就竭尽一切精神力量追求宁静和孤独。虽然不是完全和谐，仍然该胜过这种生活、信仰和良心之间的不协调才对。”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的十年间他病了好几次，有一次很严重，差一点死掉。当时认识他的高尔基把他描述得很瘦、很小，头发灰白，眼睛却非常锐利，目光仿佛可看透一切。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留了一把又长又乱的白胡须。他是个老头子了，年届八十岁。一年过去，又过了一年，他已八十二岁。他迅速衰老，显然只有几个月可活了，而仅剩的日子还被可耻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契尔特科夫对托尔斯泰“财产不道德”的主张显然不完全赞同，他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附近买了房产，这自然使两个人往来更频繁。他逼托尔斯泰实现死后一切作品应归大众公有的心愿，伯爵夫人则对于二十五年前托尔斯泰交给她的小说控制权竟被剥夺感到震怒。契尔特科夫和她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终于化为公开的战火。除了完全被契尔特科夫控制的托尔斯泰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之外，孩子们都跟母亲站在一边。他们不想过父亲要他们过的生活，虽然他已将家产分给他们，但他们不懂自己为什么不能享受父亲作品带来的大笔收入。
尽管家人对他施压，托尔斯泰还是预先立了遗嘱，将所有作品赠予大众，宣布他死时仍存的手稿该交给契尔特科夫，让他可以准许所有想出版的人免费取用。但这显然不合法，于是契尔特科夫又怂恿托尔斯泰再拟一份遗嘱。他把证人偷偷带进屋里，不让伯爵夫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由托尔斯泰锁上书房门亲笔抄录了一遍遗嘱。这份遗嘱指明版权交给契尔特科夫提名的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契尔特科夫加上一句话说：“我相信托尔斯泰的妻子和儿女不愿见到非家族成员被立为合法的财产继承人。”由于这份遗嘱剥夺了他们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上述这些话应该是可信的。可是这份遗嘱还不能令契尔特科夫感到满意，他又自己草拟了一份，由托尔斯泰坐在契尔特科夫家附近森林的一个树桩上亲自抄写。这一来契尔特科夫完全掌控了托尔斯泰的手稿，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日记。他们夫妻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彼此有个默契，想看对方日记的时候随时可以看。这是很不幸的安排，因为他们事后重读对彼此的牢骚会引发剧烈的争吵。
早期的日记在索菲娅手里，可是最后十年的日记托尔斯泰已交给契尔特科夫。她决心要弄回来，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日记最后可以出版获利，另一方面也因为托尔斯泰叙述他们的争端时非常坦白，她不希望这些段落公之于世。她捎信给契尔特科夫，要求他交还托尔斯泰的日记，但他不肯答应。她威胁说日记若不交还，她就要服毒或跳河自杀。托尔斯泰被她的大吵大闹吓慌了，就从契尔特科夫手中取回日记，但没交还妻子，而是存在银行。契尔特科夫写了一封信给他，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做了如此评论：“我收到契尔特科夫的一封信，满纸谴责和指控，把我批判得体无完肤。有时候我真想离开他们大家，走得远远的。”
托尔斯泰几乎从少年时代就想离开世俗和凡间的种种骚乱与烦恼，想退隐到一个他可以孤独地寻求自我改善的地方。像许多作家一样，他把自己的渴望寄托在两个小说人物身上，一为《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一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他借这两人的形象刻画了大部分的自己。此时他生活中各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使他的愿望强烈得像着魔一般。他的妻子儿女折磨着他；朋友们觉得他最后该完全实践他的主义，对他颇不以为然。他深受他们侵扰。他们之中有很多人痛心他没有施行他所宣扬的理念，每天他都会收到伤害他的信函，指责他虚伪。
有一位热切的门徒写信来求他放弃庄园，把财产送给亲戚和穷人，自己不留分文，像托钵僧似的云游各地。托尔斯泰回信说：“你的信深深感动了我。你的劝告一直是我最神圣的梦，但我迄今还无法做到。理由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做这件事不该影响到别人。”人们常把自己的行为真正的理由推到潜意识中不显眼的位置，这回我想托尔斯泰没有照朋友们和良心的催促行事，真正的理由只是他不太渴望执行。
作家心理上有一点我此前还未见人提过，其实研究作家生平的人一定都看得出来。每一位作家的作品多多少少是他基于某一原因压抑下来的某种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你怎么称呼它——的一种升华，作家以文学方式表达之后，以实际行动发泄的驱动力就消除了。但这不是完全的满足，他仍有不足感。文人会颂扬行动派人士，对其不自觉地羡慕崇拜，其道理正在这里。托尔斯泰从事体力劳动，可能是要取代他未能实现的冲动。他若未借写书降低坚决的程度，很可能就会有一股力量实际执行他心目中认为正确的举动了。
他当然是天生的作家，以最有效、最精彩、最有趣的方法叙事是他的本能。我认为在他说教式的作品中，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更具备说服力，他任由文思翱翔，以不妥协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理论。如果他曾停下来思索后果，也许不会这么做。有一次他确实承认：理论上不能容许的妥协，实践中却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一来他必定会失去整个立场，因为实践时既然免不了要妥协，可见实行起来不切实际，那么理论一定有问题。
有一点对托尔斯泰来说非常不幸：满怀爱慕、成群涌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来的朋友和追随者无法接受他们的偶像也会妥协的想法。他们逼老人牺牲自己，这符合他们激烈的正当行为观，而且非常坚持，真的有些残忍。他成了自己所传信念的囚徒。他的作品及其对许多人的影响——对不少人而言是灾难性的影响——许多人对他的仰慕、尊敬和感情……在迫使他进入一个只有一条出路的处境，他实在无法承担。
最后他离家踏上那次灾难性却远近驰名的旅程，末了终以死亡收场，不是因为他的良知和朋友们的言谈驱使他这么做，而是为了逃避自己的妻子。他行动的直接原因是很偶然的。他已上床睡觉，过了一会儿，他听见索菲娅在书房翻他的文件。秘密立遗嘱使他心绪不宁，也许他当时以为妻子知道了他立有遗嘱，正在寻找。她走了以后，他起床拿上一些手稿，收拾几件衣服，叫醒了已住在他家一阵子的医生，向其说明他要离家。最小的女儿亚历山德拉被唤醒，马车夫也被拉下床，马儿套上马具，他在医生的陪同下坐马车到了火车站。
当时是凌晨五点钟，火车上拥挤不堪，他不得不冒着寒风冷雨站在车厢尽头的露天平台上。他妹妹在夏玛丁的修道院当修女，他先到夏玛丁下车，亚历山德拉在那边跟他会合。她带来一个消息：伯爵夫人发现托尔斯泰走了，曾企图自杀。她自杀过不止一回，可是从没有费心隐藏自杀的意图，所以她的尝试并未酿成悲剧，只给大家带来一场虚惊和困扰。亚历山德拉催促父亲继续赶路，以防母亲发现，跟踪而来。他们动身前往罗斯托夫。他感染风寒，身体很不舒服，在火车上时病情很严重，医生决定在下一站停下来。该地名叫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听说这位病人是谁以后，特意腾出自己的房子来给他住。
第二天，托尔斯泰打电报找契尔特科夫，亚历山德拉也把她大哥找来，还要求他从莫斯科请医生同行。可是托尔斯泰是大人物，行动不可能一直没人知晓，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有一位报界人士把他的行踪告诉了伯爵夫人。她带着当时留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儿女匆匆赶到阿斯塔波沃，但他已病得很厉害，大家认为不让他知道妻子已经抵达比较好，所以她未获准进入屋里。
他生病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那个礼拜阿斯塔波沃火车站挤满政府代表、警察、铁路官员、报界人士、摄影师和各行各业的人。有几节火车车厢移出轨道供他们临时休息，他们暂住在那里。当地电报局几乎应付不了临时增加的工作量。托尔斯泰在公众瞩目之下濒临死亡，更多医生赶来，最后竟有五个医生照顾他。他常精神恍惚，但神志清醒的时候却为索菲娅担心，仍以为她在家，不知丈夫的下落。
他自知快要死了。他一生畏惧死亡，如今不再畏惧了。他说：“这是终点，无所谓了。”他的病情更加恶化，精神恍惚的他继续嚷道：“逃啊！逃啊！”最后索菲娅获准进入房间，这时他已不省人事。她跪倒在地，亲吻他的手；他叹息一声，但看不出他已知道妻子来临。1910年11月7日星期天，早上六点零几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大量引述了艾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生平》，还用了他翻译的《忏悔录》。莫德认识托尔斯泰和他的家人，占了一点优势，他的叙述可读性很强。不幸的是，他自以为谈自己和自己的意见无妨，但我想大多数人没兴趣知道那些。我还要深深感谢西蒙斯教授充实、详尽又令人心服的传记。艾尔默·莫德可能基于慎重而省略掉的许多有趣的事实，西蒙斯倒都写出来了，多年后这一定还是英文传记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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