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权看上去是择人而噬，其实如荷马笔下的波吕斐摩斯，只是随手抓来便吃掉
古代帝王中，有人喜欢将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宣布为哲学，颁示天下，让人民都去记诵。权力禁止嘲笑，而没有了嘲笑，人难免狂妄。至于卫道士，看起来像是在保护一种思想，实为翼戴权力。
在现当代尽有这样的人，想引入一种与现行权力对立的思想或制度，先将其粉fahghg饰为对权力没有威胁，或“这对你们也有好处呀”，或“你们本来是一个意思”之类，以求得容接。权力是无法欺骗的，它只靠本能，便一眼看清哪种潮流是可以容忍和改造的，哪种又会动摇根基。一时的退让，不过是权宜之计，以等待思想的变质、人的变质。
政fag治垄faga断了所有力量，吸走了所有资源，到最后，巨兽被不断膨胀的体重压垮，后世却转而指责那些已经或几已被它拖下悬崖的软弱无力的士人不够努力，指责拥有一切理由来憎恨它的众生没有全力挽救它，还有比这更冷酷和无耻的论调吗？这种政治令人人自危，而当有人仅仅是躲避一下，就被指责为不负责任，难道一个人天生便有义务协助自己的压迫者？难道仅凭几个抽象的政治名词，就可以指令匹夫为他从没有权利发表意见的制度，为失去了一切公共性的所谓公共生活，为庄园化的国家自我牺牲？
难道不是政治残酷使人心离散，转而寻找与正统相异的思想上的容身之地？难道禁绝了所有异端，天下便能长治久安？难道这些卫道士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放弃一切权利，放弃一切思想，放弃一切生物本能，然后礼不崩乐不坏，千秋万代，稳定在无际的黑暗中？
嵇康自称有七不堪二不可，后人惋惜嵇子之余，不少人说他还是不够谨慎，庄子不是这般说吗，老子不是那般说吗，山涛如何，阮籍如何，诸如此类。然而，我们看嵇康自己说的九患，可有一宗是该入罪的？不去反抗那该反抗的，一味研究幸存之道，真是可悲的事业。强权看上去是择人而噬，其实如荷马笔下的波吕斐摩斯，只是随手抓来便吃掉，表面上的择肥不过是要令鱼肉于恐惧中保有希望，以为足够小心，便能在俎上幸福一生。
《游俎》
古代帝王中，有人喜欢将自己的一点粗浅见解宣布为哲学，颁示天下，让人民都去记诵。权fag力禁止嘲笑，而没有了嘲笑，人难免狂妄。至于卫道士，看起来像是在保护一种思想，实为翼戴权力；当一个人以卫道士自居，哪怕身居下流，也难免因拥有想象中的特权，沾上那种狂妄，不管说什么，都是宣示，而非论辩，至于推理、证据，自然更不会费力。韩愈自有高明的地方，但他作《原道》时，有点像未成年人，把一部纷纭万象的思想史，虚构为光明与黑暗的简单战争，并因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激动起来。
韩愈论《庄子》，便有惊人之语：“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他的意思是，孔子的门徒流散四方，各以其性情，传授孔子之学的不同侧面，而庄周者，不过是从孔子某一徒孙那里间接得了点门道。
这一无凭无据的说法，太过离奇，不为后世所重。让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韩愈要代孔子扩展门墙，难道不怕污染了儒学的纯正？也许是他一时兴起，随口说说；又或是他虽然力辟杨墨老庄，但由于庄子的文章实在是好，他对庄子还是有所喜欢的。也许，在他看来，将庄子纳入孔学的旁支，是在当权者那里替庄子关说，非但不是对庄子的污辱，还是抬举呢。
即便在现当代，尽有这样的人，想引入一种与现行权faga力对立的思想或制度，先将其粉fagagag饰为对权力没有威胁，或“这对你们也有好处呀”，或“你们本来是一个意思”之类，以求得容接。然而，这样的小心眼，除了“橘逾淮则为枳”，并不曾有其他成功。因为在这一方面，权力是无法欺骗的，它只靠本能，便一眼看清哪种潮流是可以容忍和改造的，哪种又会动摇根基。一时的退让，不过是权宜之计，以等待思想的变质、人的变质。
苏轼热爱庄子，他的许多诗文以及思想与庄子有关，至于密切程度，人见人殊。他的《薄薄酒》首章，说“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看起来像，其实并不是庄子的思想。庄子对政治社会绝望，却不曾对个人生活绝望，尤不曾对精神跃升绝望。本章诗意在古代是老生常谈，根本谈不上是一种思想。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的豁达，倒有几分庄子的味道。又如，“我劝髯张归去好，从来自己忘情。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全是南华口吻，差别只在没有前者的激烈和尖刻。他弟弟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里说，苏轼先是喜欢读贾谊的著作，后来读到《庄子》，感叹道：我心里藏着一些念头，一直找不到表述，今天读到庄子书，可谓先得我心。既有澄清天下的热衷，又有自放江海的颓唐。古代读书人发展出的二重精神结构，有诚实的，也有虚伪的，而苏轼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实人。
他在《庄子祠堂记》里提出了在后世颇有影响的学说。他说，庄子其实在暗中拥护孔子，对孔子的批判是表面文章，暗自一直帮孔子说话。有些地方骂得难听，细读起来，也能察觉他的这番心意。至于骂得实在凶的《盗跖》《渔父》两篇，不好解释，苏轼便说是伪作。
听着像是反用老子的“将欲废之，必固兴之”之术，然而庄子为什么要这么做，苏轼没有多讲，我们则很难理解。可以设想的一种情景是，老子之说大行，被当政者立为官学，孔子之学受到压制，所以庄子阴助孔子，小骂大帮忙，意在存续绝学。然而实际情况显非如此，儒学虽然还没有成为官学，已煊赫得很，倒是庄子自己的主张，如同自言自语，没几个人听见。
苏轼的时代，情景更是截然相反。看来，不是庄子阴助孔子，却是苏轼在阴助庄子。只是这种“曲线救庄”，无论是于施救者，还是于被救者的学说，得失利害，都很难说。
南宋的叶适，批评苏轼的辩解为不得其情。叶适说庄子怨愤之切，与屈原相近，这是没错的。但他又说“庄周之罪大于诸子”，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庄子对后世的影响很坏。叶适说：“盖周之书大用于世者再，其极皆为夷狄乱华、父子相夷之祸。”要指责一种思想，没有比这更恶劣的论辩了。叶适所说的祸乱，有庄子之前不曾绝，无庄子之域不曾绝，即便禁庄子，中国也不会因此断绝祸乱。且叶适不是不读史之人，自春秋至他生活的宋代末年，祸乱频仍，他是从哪里看出与《庄子》书有关联的，史实何在？我想叶适写这些话时，想到的是晋室南渡的事，将西晋的败亡归咎于士人的不振作，归咎于玄风甚至庄子之学，在中国古代几成定论。连阴助庄子的苏轼，不也曾人云亦云地说“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凌夷，以至南渡”？
关键在于，古代专fahga制政fagag治轮番失败，用叶适的词来说，“其极皆为”。这种政faga治压fahga制不同的思想与声音，使自己失去了革新应变的一切机会，待它崩溃后，转而指责“杂音”，指责思想还不够单调，人民还不够沉默，这种论说如出自帝王将相，无足深责，而学者亦或附和之，则学术何在，见识何在，良心何在？这种政fagag治垄faga断了所有力量，吸走了所有资源，到最后，巨兽被不断膨胀的体重压垮，后世却转而指责那些已经或几已被它拖下悬崖的软弱无力的士人不够努力，指责拥有一切理由来憎恨它的众生没有全力挽救它，还有比这更冷酷和无耻的论调吗？这种政治令人人自危，而当有人仅仅是躲避一下，就被指责为不负责任，难道一个人天生便有义务协助自己的压迫者？难道仅凭几个抽象的政治名词，就可以指令匹夫为他从没有权利发表意见的制度，为失去了一切公共性的所谓公共生活，为庄园化的国家自我牺牲？
东晋范宁的一段话可为代表：“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
王何指的是王弼、何晏，正始玄风的开创者。范宁的这番话是典型的倒果为因。难道不是政治残酷使人心离散，转而寻找与正统相异的思想上的容身之地？难道禁绝了所有异端，天下便能长治久安？难道这些卫道士的理想社会，是每个人放弃一切权利，放弃一切思想，放弃一切生物本能，然后礼不崩乐不坏，千秋万代，稳定在无际的黑暗中？范宁以为治要的礼乐典章，要求人们的绝对尊奉，拿到权力之后，自己却没有能力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行，并在每一次失败后，将责任推给反对者，厚颜无耻地在自己制造的废墟上自我重建。
说到庄子与魏晋士人，不能不说到嵇康。嵇康的自放，本意是想避祸，而避祸之道，他奉为“吾之师”的庄子，曾经指出“虚己游世”的一种法子，就是“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嵇康熟读庄子，怎能不知道？然而，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写道：“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
嵇康留下的全部文字，这一句最堪玩味。他说，“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这样的“达人”境界，对他来说等于空话，因为实难做到。
“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也就是行为不堪，内心却洁净。嵇康做不到，我相信庄子也做不到，那么，到底有人能做到吗？无数人宣称自己做到了，这是诚实的话吗？我们看到一个人行为不堪，如何推断他的内心呢？有些人宣称自己内心煎迫，是真话还是开脱？郭象注《庄子》，有这样一句：“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相当于说，出处去就，甚至行为的端正与不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山林之心”。这样的话，嵇康是写不出来的。戴逵说“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对中朝名士的批评是过分的诛心之论，但他说思想与行为的不一致，不可不察，确实引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如何察而同时避免对人心的妄自揣度呢？也许只好不去察，然而，一种与行为有关的哲学，如果对行为的影响不可辨识，也就等于失效了。
从正始到竹林再到中朝名士，我们看到庄子之学如何提供伦理出路，又如何被改造。嵇康被刑是中间的大事。庄子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矣”，嵇康的时代有过之无不及，又添出名教，不停给强权制造食物。嵇康自称有七不堪二不可，后人惋惜嵇子之余，不少人说他还是不够谨慎，庄子不是这般说吗，老子不是那般说吗，山涛如何，阮籍如何，诸如此类。然而，我们看嵇康自己说的九患，可有一宗是该入罪的？不去反抗那该反抗的，一味研究幸存之道，真是可悲的事业。强权看上去是择人而噬，其实如荷马笔下的波吕斐摩斯，只是随手抓来便吃掉，表面上的择肥不过是要令鱼肉于恐惧中保有希望，以为足够小心，便能在俎上幸福一生。
苏轼也是“性有所不堪”的人。然而他与嵇阮的区别很大。苏轼喜读庄子书，只是他对庄子之学的认真，较某些前辈，也很不如了。他的庄子助孔之说，听着离奇，也是苦心孤诣，因为保卫庄子，哪怕是保卫一种被改造过的庄子，就是保卫自己的精神私有权，在那样的时代，即使士人对庄子的接受只在皮毛上，庄子之学仍是一件宝贵的武器。有了庄子，人们仍无力还手，没有庄子，则连还嘴的能力也不多了。
评论